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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小村“山乡巨变”里看中国发展******
中新网哈尔滨10月22日电 题：(二十大时光)东北小村“山乡巨变”里看中国发展
中新网记者 王妮娜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精农业、稳工业、兴旅游’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部终身名誉书记张宝金说。
今年81岁的张宝金在元宝村当了42年致富带头人. 王妮娜 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
元宝村村民施永青一说起自己家的大米，笑逐颜开。 王妮娜 摄今年81岁的张宝金在元宝村当了42年致富带头人，他带着村民，“从土地改革”、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他们紧跟党的政策，感受到党的关怀，从昔日的“光腚屯”成为了如今全村总资产7.35亿元的“亿元村”。
“精农业”村民富了“开车下地”
“老书记”张宝金每天都到村里办公，他说：“过去十年，我们村从大力发展铅笔工业，到升级发展生态农业，再到大力推动旅游服务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没有停止改革发展的脚步。”
1980年，元宝村人均收入仅有42元，村集体负债27万元，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屯”。
1980年，张宝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从1983年开始领着元宝村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科学种田、精细管理，严格落实生产责任制，原先的劣质土地经过改造后长出了好庄稼，198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从42元跃升到500元。
种地也要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张宝金看着村里原先种的水稻品种虽然增产，但卖不上价，他决心发展“精农业”种植绿色优质稻米“稻花香”。
自2010年起，村里开始试种，逐年增量实验，用8年时间试验成功“稻花香2号”，村里还注册了“村镇香”商标，成立了合作社，如今，优质稻米种植面积达到了6000亩，170多名农民加入合作社。
“每年过完大年，村里就组织开会，商量买种子、买肥的事儿，有村里，有党员领着我们，我们种地很省心，不用我们自己像过去那么操心了。”村民施永青说，他加入合作社已经5年了。
2017年4月，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村里建起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精米加工厂，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经营，日产出最高可达100吨大米。同时，精米加工厂可以完成包括生产、包装、销售在内的一条龙优质服务。
今年，施永青家种了60亩地稻花香，今年已经卖了15000斤稻子了，而且他的大米在村里加工厂精包装后，每斤能卖到6元钱。农闲时，施永青还在村里的铅笔厂磨刀赚工资，“以前骑自行车去地里，现在都开车下地。”施永青说，他不出村，一年收入就能赚到20万元。
元宝村的精米加工厂投入生产后，截止到目前已生产100万余斤精米，包装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带来了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成果，百姓生活更富足，集体经济更壮大。
铅笔厂现代化的生产线。 王妮娜 摄稳工业村办企业富了“村里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十年砥砺奋进，山乡巨变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
在金雪莲铅笔厂内，工人们都穿梭往来，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这是元宝村的村办企业。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也吹进了这个小村落。1983年，张宝金抓住发展机遇，带着村民一起从创办小木农具加工厂、卫生筷子厂，到铅笔板厂、制笔厂，从销售国内，到出口俄罗斯，引领农民走以工富农之路，这个小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我在这干6年了，刚来时，车间就有两条比较传统的生产线，之后上了3条现代化的铅笔生产线，我们这的工人每个月都能赚4000多块钱。”金雪莲铅笔厂的车间主任王少慧说，她在这里干了6年。
通过40年的艰苦创业，现在元宝村的企业年加工铅笔23亿支，铅笔板3000万罗，分别占全国生产总量的20%和60%，成为了元宝村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
兴旅游乡村振兴“在村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元宝村的乡村振兴一直在村规划的版图里，元宝村立足“土改文化第一村”的红色资源优势，建设好元宝红色教育馆，修缮好《暴风骤雨》纪念馆，挖掘元宝村党总支“凡事相信党、遇事靠群众、干事讲科学”的成功经验，全方位展示元宝村的发展进程。
“我们在传承赓续红色精神的同时，叫响元宝村红色旅游品牌，努力开发乡村特色旅游产品，开展民俗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到元宝村参观旅游，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尚志市元宝镇党委副书记、元宝村党总支部书记邱树丽说。
在元宝村未来发展规划中，记者看到，“元宝村党史陈列馆布展工作，2022年11月底完成”；“实施元宝村室外工程建设，包括：室外广场、室外绿化、室外给水、室外污水、室外雨水、雨水回用、供暖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验收阶段2022年11月底前完成……”这样明确而具体，并带有完成日期的村规划，就是党的二十大中“乡村振兴”的具体落实，小村落在变富，也在一点点变美。
元宝村在张宝金老书记的带领下，坚持“凡事相信党、遇事靠群众、干事讲科学”，40多年来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学习完党的二十大报告，张宝金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看到党的二十大规划的发展蓝图，看到年轻人积极努力工作，让我对元宝村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我将与元宝村民一道，按照党的二十大规划的发展蓝图，努力将元宝村建设成为新时代红色美丽村庄。”今年30岁的邱树丽说。(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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